2015/2/10

中国劳工在以色列

2002年4月12日,两名福建民工在巴勒斯坦人的自杀性爆炸中丧生;时隔3个月,又有两个中国人遭遇同样命运。而就在此时,以色列劳工部开始大量追捕非法劳工,被捕者将被遣送回国。

很多在以色列打工的中国劳工为了躲过这次“灾难”,整天东奔西躲,处境令人担忧
南方周末最新一期报导说,目前在以色列的中国人,主要分为下面几种类型:中国政府委派驻以机构的人员,如大使馆和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在以的中国留学生;部分来自95港、台湾地区的中国人;而占在以华人绝大多数的,是劳务建筑工人。

最早来到以色列的是越南、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华人。住在海法市的张先生来自香港,他来以色列已经20年,妻子是犹太人,小孩已经18岁,生活比较稳定。像张先生这样的华人,由于来以时间早,又能讲希伯来语,基本上已经适应了以色列的生活。他们的工作多数是经营中国餐馆。

尽管大部分的中国餐馆消费不菲,但因为其烹调精致、味道独特、配料齐全而深受犹太人的欢迎。在以色列的各个主要城市,如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都有中国餐馆。在特拉维夫地中海边,笔者见到了另一对来自香港的夫妻,他们开了一家中国餐馆,每到周末餐馆内绝对座无虚席。

但巴以长达20多个月的冲突,给以色列的旅游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波及到了中国餐馆行业。犹太人的教育在世界享有盛誉。在以色列留学的中国学生主要修习工科、医药、化学。以色列的农业,如滴灌、沙漠治理等技术比较先进,每年都有一些公派的中国学生来到希伯来大学农学院取经学习。

在以色列的魏茨曼研究所(以色列的高尖端技术的研究基地)有中国学生60多人,他们研究的范围较广,包括核技术、遗传学、医学等领域。这部分中国学生,大多是自费。一般来说,他们的待遇丰厚,工资高,但由于多数尖端科研项目由私人负责开发,所以要求很高,压力很大。

有一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女士说,你参与研究的第一个星期,老板(项目研究负责人)会问你:“怎么样?”他不是问你身体怎么样,而是问你试验结果如何。第二个星期他又问你怎么样,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你在这里的前途就已经丢掉一半了。

在以色列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不多来自香港、台湾的学生,他们主要学习宗教方面的专业。劳务工人在以色列的中国人,以劳务输出占绝大多数。他们多数来自福建、江苏、黑龙江、辽宁、吉林、山东、河北、天津等省市。其中以福建人最多,而福建人又主要来自福建的厦门、福州和莆田等地。

在劳务公司中,建筑工人的月收入一般是500美元到800美元。但也有不少劳务公司是骗子公司,骗取了中国工人的劳务费后并无建筑工作介绍。

随著打工者的增多,去以色列工作的劳务介绍费用也日益飙升。来自厦门的刘先生告诉笔者:1997年来以色列,劳务费□4万元人民币左右,现在涨到了9万元人民币。针对来自江苏与湖北劳工的介绍费则在6万至7万元人民币之间,针对四川、安徽及东北地区的介绍费相对便宜些,为4万元人民币左右。

在以色列的中国工人,主要以从事建筑业为主。犹太人对中国工人的建筑技术有相当不错的印像,尤其是瓷砖粘贴与墙壁装饰技术,令他们特别满意。

来自安徽的刘兵现在一家建筑公司上班,他说自己比别人幸运,工资不低,要交的劳务介绍费也少,除掉生活、住宿等开支,每个月能赚到750美元。刘兵对前途颇有信心:“干满两年,我能攒一笔不小的钱。”就在离刘兵上班不远的地方,有一条街,是以色列最大的工业城市特拉维夫的劳务市场。每天早上6点以后,道路两旁站满等待雇主的中国人。

林在播来自福建莆田,原本也是作为一各建筑劳工来到以色列的,但后来主动离开了建筑公司。他掰著手指跟笔者算了一笔账:“在公司上班,除掉生活费、住宿费外,一个月能剩下600美元。但家里穷,有两个小孩都在上学,负担很重。而劳务费是9万元人民币,相当于1万多美金。这些钱多数是从银行、亲戚和朋友那里借来的。在公司上班,如果顺利,也要1年半左右□能把本钱挣回来,而两年期满就要回国。现在一天工作10小时,每个小时25谢克(谢克,以色列的货币,约1谢克兑2元人民币),1个月下来,可以净剩1000美金。所以我选择出来做事。”

在耶路撒冷还遇到一对来自渖阳的夫妻,丈夫老高在老乡中有个“诨号”叫“高百万”,因为他常叨著一句:“俺到以色列不赚它过百万不回家。”

“现在国内工作不好找。我和我媳妇花了7万元人民币随旅行团过来了。我们计划干5年左右,或许再长点。”老高说,“我现在在教堂干活,一月工资1000美元,管□住;我媳妇在女子教堂上班,一个月800美元。下班后有时打点计时工,一个月2000美元左右吧。”

在以色列,也有一部分中国妇女,她们大都来自东北,主要以做家政护理为主,照顾老人、小孩。很显然,中国劳工带著梦来到以色列打工,但多数人都会感觉到他乡游子的无助与无奈,在现实生活中,也往往会遇到诸多麻烦。对于在以色列的绝大多数中国劳工来说,语言障碍是最直接的问题。

在以色列,90%的犹太人会讲英语,但遗憾的是绝大部分的中国劳务工人连日常的英语会话都不会。而希伯来语更是难学,很多中国劳工只会讲最简单的词句,无法同犹太人进行正常的交流。

而在以色列的菲律宾人,每个人都会说英文,所以他们几乎垄断了以色列的家政服务。罗马尼亚人和俄罗斯人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同以色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希伯来语一般比中国人好得多。在找工日益激烈的劳务市场,能和雇主交流沟通,成功的机会就大很多。语言障碍成了中国劳工最大的劣势。笔者好几次在劳务市场见到,雇主原本是想雇佣中国工人,但最后都只能无奈地将工作交给能听懂他们话的罗马尼亚人。

现在在以色列的中国劳务工人,有不少从劳务公司跑出来,再也不能得到签证,从而成为非法劳工。今年1月份,有8名福建工人前往拉马拉巴勒斯坦银行(巴勒斯坦银行的汇款费用比以色列银行的邮汇费用要低)汇款回国内,在返回特拉维夫的途中遭遇以色列劳工部的检查,结果全部被拘押遣返中国。

在海法,笔者遇见了来自天津的老朱,他感叹:“没有身份很惨。我来以色列快两年了,几乎不敢出去逛街,怕被劳工部抓走,走路时也东张西望,小心翼翼,真有点做贼心虚的感觉。”
现在,以色列劳工部开始大量搜查、遣送非法外籍劳工,不少中国劳工不得不整天东奔西躲。而且,人身安全也越来越成为在以色列的中国劳工必须面对的问题。长时间的巴以冲突引发了严重的社会混乱,在阿拉伯地区拉马拉市,已经发生了好几起阿拉伯人抢劫中国工人钱物的事件。

一直以来,中国人认为巴以冲突不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影响。然而,从今年4月12日到7月17日,3个月的时间里就有4名中国工人丧命于人体炸弹,严峻的紧张局势已时刻威胁到了每一位在以色列的中国人的生命安全。

来源:Superlife

2015/2/9

陈文经过死荫幽谷

提个黑皮包的陈维枝(音译)经过以色列Ben Gurion机场海关之后,泪水已经涌出。三十七岁的陈维枝来自中国福建农村,从福建到北京,又从北京飞行十一个小时到特拉维夫。

但陈维枝很快看到的是在最近恐怖袭击中受伤的丈夫陈文(音译)。今年一月,陈文站在特拉维夫的一条大街上,一名巴勒斯坦人点燃自杀炸弹。那次爆炸炸死二十三人,震断了陈文的脊椎,造成他腰部以下瘫痪。他随后一直在以色列住院,陈维枝花了五个星期时间才得到中国护照和以色列签证,来到丈夫身边。

华尔街日报说,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劳工带来了自由,工人随着劳工市场走。那虽然为许多人提供了机会,但在中东等地区也会产生悲剧结果。

十年前,以色列只有几千名海外劳工。今天,海外劳工人数估计已经达到二十三万。来自中国、泰国、非洲和菲律宾的工人为以色列建房屋,修道路,种菜,照顾老人。过去都是巴勒斯坦人干这些工作。但自从二○○○年底暴力事件之后,以色列以安全理由吊销巴勒斯坦人的工作许可。由于进入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减少,他们开始雇佣外籍劳工。

对于某些人来说,到以色列工作是赚钱的机会,但也有风险。自从二○○二年以来,十八名外国工人,包括七名中国工人,在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袭击中死亡,几十人受伤。

对于陈文来说,到以色列工作是个好机会。在中国,陈文的家庭背上二万美元的债务,超过许多中国人一辈子的所得;部份原因是陈文为了开始自己的地板砖场而借债,部份原因是借钱买出国工作签证。他为了得到签证给中间人公司支付一万美元。

陈文是全家唯一挣钱的人。他养活七个人,包括十四岁的儿子,两个更小的孩子,他的妈妈和六十七岁、失明的爸爸。

陈家准备要求以色列政府赔偿,后者为所有遭受巴勒斯坦攻击的受害者提供救济。赔偿是根据以色列工资标准逐案审理。由于陈文受伤严重,他可能得到比在中国挣钱多一些的赔偿。

但要得到这些赔偿需要时间。他们夫妇要经过一系列规定、政府官僚、律师和医生。由于陈文的康复需要几个月,这些任务都落在陈维枝的肩上,而这名农村妇女不会讲英语或希伯莱语,写中文也有困难。

她到以色列之后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们家怎么活。”

陈文几年前开始考虑到以色列工作的时候,根本没想到危险。他很早退学务农。中国八十年代开始经济改革的时候,他转向建筑,专门做水泥和瓦工。一九八八年他结婚后,家里人口开始增加。陈文开始借钱承包装修服务。但雇主经常不付钱,他的债务越来越多。几年前,他开始考虑到国外工作还债。虽然申请劳工签证几次失败,二○○一年一家私人公司提出可以把他送到以色列。陈文立即签订合同。

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陈文到以色列,几天后受雇一家中国公司,开始为住宅工程铺地板。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但他可以及时拿到工资。但以色列令他震惊。居住在福建偏僻农村的陈文很少看媒体报导,根本不知道中东冲突。他虽然不懂希伯莱文,但通过电视知道冲突的严重性。

陈文和中国朋友起早干活,晚上再乘车二个小时回到小小的住房。他们自己蒸米饭、做中国菜,有时喝点啤酒,回忆家乡往事。随着时间过去,陈文的财务状况开始好转。到去年十二月,他的债务已经减少五千美元。但到一月五日,一切都变了。经过一天劳动之后,他乘公共汽车到特拉维夫,到老的中央汽车站准备转车的时候,他穿过大街想买张电话卡。但他背对大街的时候,两名巴勒斯坦人朝着陈文进去的那家商店走去,一个人在距离陈文三十英尺的地方引爆炸弹。

炸弹里面有螺栓和钉子,四散飞去,穿透陈文的后背和腿。爆炸把陈文推到空中,跌断脊椎。他认识的一名中国人在附近一家中国餐馆被炸死。几个小时后,陈的朋友在医院里找到已经失去知觉的陈文。也在以色列工作的陈的弟弟陈良(音译)把噩耗告诉福建的家人。陈良目前继续在以色列打工,但更为小心谨慎。

(来源:超级生活网。作者丁其:“以色列中国劳工梦想变悲剧”。 2003年) 

(后记;陈文已回国并得赔偿。经过死荫幽谷,他和妻子已信主,过着有盼望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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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4

教会对我们很好



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要在以色列呆多长时间,但来了就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多挣钱。不达到一个基本的“数目”,谁也不想走。“没有想要回国”

我们问在自杀性爆炸中受伤的孙美昌:“你会不会因为经历了爆炸,由于害怕而回国?”孙美昌说,“爆炸发生后,他脑袋里想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尽快找到失踪的人,希望他平安无事。脑袋里根本没有想其他的,更没有想要回国。

”实际上,“继续挣钱不回国”是中国劳工中普遍的想法。在7月17日爆炸中遇难的中国劳工许恒勇的亲哥哥和堂哥也都在以色列打工。当记者在医院碰到他们的时候,听说许恒勇的妻子已经知道了丈夫的噩耗,并打来电话,她在电话里哭涕不已。

但是,弟弟死了,哥哥和堂哥还将继续在以色列打工,他们坚定地说。

“每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就在我们和受伤的中国劳工孙美昌谈话的时候,他接了一个电话,是“以色列老板”打来的。显然这个以色列老板不清楚孙美昌在爆炸事件中受伤,他还在电话里责问孙美昌为什么还不去刷墙,孙美昌只好通过我们用英语解释说他在自杀性爆炸中受了伤,正躺在医院里。

孙美昌说,以往这个时候,他早就该在工地了,为了钱,没有人敢迟到。他们来以色列打工很辛苦,他刚来以色列就饿了2天肚子。他说,他和其他的一些福建老乡来以色列打工,光在国内交的手续费就要10万元,所以必须想方设法在以色列多挣点钱。他来以色列一下飞机就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干活,但是这个工厂一个月只发给中国劳工360谢客儿(约合720元人民币)生活费,而工资要到他们工作2年期满回国后才给。如果2年期满没有回到中国这笔钱就没有了。

孙美昌介绍说,他们平时的生活,是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孙美昌说,尽管在以色列要呆多长时间并不知道,但来了就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多挣钱。不达到一个基本的“数目”,谁也不想走。所以,刚到以色列一个星期,他就遵从“前辈”的经验,离开了那家工厂,开始自己单干,跟着以色列工头找钱。

“曾经两天没吃东西”

孙美昌说,刚刚换了工厂时候,由于人地两生,老板又不提前发工资,“2天没吃任何东西”,后来实在饿了,才通过同乡告诉老板,领了200谢客儿生活费。由于当时还没学会省钱,这200谢客儿一个星期不到就花光了。

孙美昌和其他几个死伤的中国劳工都住在距离特拉维夫15公里左右的一个小镇,名叫巴勒斯格特。他们来特拉维夫一般坐51路公共汽车或者私人经营的小公共,往返9个谢客儿(约合18元人民币)。现在,中国劳工大都住在特拉维夫附近,而耶路撒冷因为自杀性爆炸太频繁,没有人敢过去,而且耶路撒冷的经济情况不好,活也不多。

孙美昌说,他们的活主要是以色列工头找的,如果路程比较远,以色列老板就会派车。他们10个工友住在一个5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里,大家轮流做饭。他们一般早上6、7点就要起床工作,如果轮到自己煮饭的话就要4、5点起来,干活很辛苦,所以一般都睡得很早,“10点肯定就睡了”。

“教会对我们很好”

据孙美昌说,虽然来以色列打工的同乡不少,但同乡之间的聚会并不多,因为大家大多数时间都没黑没白地干活,休息的时间很少。“平时最大的活动,就是跟随当地华人基督教教会参观一些地方。”他说,“教会对我们很好,所以我尽管还没有信教,但是因为没有别的娱乐,所以很愿意参加教会的活动。”

“如果有困难,教会也会提供帮助。”他说,并告诉记者同伴中信教的很多,每次教会组织洗礼仪式,都有很多人接受洗礼,或参加仪式。

采访完受伤的中国劳工,我们在返回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了7月17日发生自杀性爆炸的现场。同行的一个朋友把两枚在自杀性爆炸现场拣到的铁钉小心地收入行囊,说要保存起来,这些铁钉是“人体炸弹”混入炸药中以增加爆炸威力的。

在曾经发生爆炸的地方,警察和救护车已经看不到了。由于爆炸发生在露天,那里的餐馆和酒吧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大部分今天已经重新营业了———那里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红灯区,当夜晚降临,依然有街头女郎出来做“生意”。

  来源《21世纪环球报道/2002》

2015/2/2

短宣一个半月

感谢主的恩典,赐机会我们三姊妹,到色列短宣一个半月。

前三週,我们参加了耶城华人教会週五晚间崇拜,拜访特拉维夫华人教会,参加他们的週六中午崇拜和各种聚会及华工营地佈道会。此外,我们去希伯来大学向来自中国和台湾的学生传福音,参加CFI(Christian  Friends of Israel)耶城特会、King of Kings Church(信基督的犹太人教 会)的守望祷告会、橄榄山上的华人守望祷告会,并去Jews for Jesus机构寻求参与他们的事工。

在参观旧城时,我们抓紧机会向阿拉伯计程车司机传递「 耶稣爱你」的信息;在参观圣墓堂时,也向来自中国的学者传福音。张牧师指导我们,不是只有讲福音的真理才是传福音;与犹太人、阿拉伯人互动时,有美好的生命见証;在街上或坐在咖啡店裡与行人交谈,也是传福音。

让我们有负担的是,特拉维夫华人教会的需要。这是一间非常特别的教会,全世界、至少华人教会通常都是缺少弟兄,但它却缺少姊妹;几乎98%是华工,他们大都在以色列工作五、六年以上。多年前另一位张牧师与师母来以色列时,鉴于特拉维夫地区约有五千多位华工,便由查经班开始,成立教会,人数最多时近三百人。但近来工人陆续回国,人数持续下降,牧者们也因签証问题无法久留。教会非常欢迎访宣(一年以下)、短宣(一年以上)、长宣队(两年以上)在节期假期来访;希望有医生、护士随行,举行简单的健诊。

因着教会大部分是弟兄,所以很需要弟兄来作关怀事工,为他们祷告。我们三个姊妹随着教会弟兄们到简陋的营区去佈道时,另一个更简陋营地内有两位受伤的工人,需要人关怀。看着他们,有的满脸期待,有的茫然与疲惫,我们三人脑海里出现同一幅画面,神学院的弟兄们带着工人活泼地唱诗、分享见证、传福音、一对一安慰与祷告。我们的能力有限,真的不太懂如何感动他们。陪我们来营地参与佈道的都是已信主、去教会聚会的工人们,带头的也是一位工人,他在大陆是传道人,在此已8年。他们努力传福音的真诚态度,令人感动!

~一姐妹

2015/2/1

从犹太人故乡来的感恩和呼声

1978年我们夫妇和四个女儿,蒙神带领连一块金条都没有的我,却可乘大船逃离越南,经历在南中国海上漂流后最终停在菲首都马尼拉,有一天,得悉以色列愿意收纳一百个难民;我们一家六口扶着船边祷告,因为以色列生活也常有战争的的威胁,那时只有我们一个华人家庭愿意申请移居以色列,其他都是单身的年青难民。

由我们离开越南到平安抵达以色列刚好四十天,先在耶稣的家乡拿撒勒附近Afula市定居,我便即开始向同来的同胞传福音;因为我是在越南出生长大,在越南信耶稣成为基督徒,并在越南华人宣道会受造就,生命得着成长,这全是神的恩典。

踏足以色列多年后,有在越南宣道会工作多年的宣教士安乐道姑娘,她曾两次从加州来鼓励我们;在此期间,早期有于力工、郑果、卢光临牧师及短宣队从欧美前来探访我们;后来同胞为谋生活而各散东西,我们初抵以色列便努力学习希伯来话,后来参加当地的希伯来语与英语团契,又得犹太人建议我们以开中国饭店维生。

初期我们在以色列生活十多年,却甚少见到中国人,偶有一些从香港来的游客经过我们的餐馆,我便很热诚地接待他们。当时我信心软弱,也曾求问主,既然?带领来此生活多年,却甚少见到华人同胞,少有传福音的机会。

直至1993年中国与以色列建交后,才有中国同胞来以色列工作和文化交流,不久,便在我们的欣欣饭店开始了团契聚会;这就是圣地华人福音团契,那时有很多中国学者来以色列学习,我们也邀请他们来聚会;华工住在工地宿舍,在北部共有23个工地,差不多每晚我们都要到工地去探访,而工地遍佈北部:歌兰高地,提比利亚,拿撒勒,海法和以色列及黎巴嫩边境一带都有华工。

后来又与从外地来的短宣队一起留下佳美的福音脚踪,1998年成立海法华人宣道会;聚会开始时是每週五安息日晚上,对像是学者与工人,后来人数太多欣欣饭店坐不下,于2000年租了现址,每週有四次聚会:礼拜二查经及福音佈道,週五崇拜聚会,礼拜日做犹太事工,恩友粤语餐福事工在深夜晚十一时至凌晨二点;在过去的日子只在海法(Haifa)就约有200多名学者及家眷参加聚会,决志信主者约120馀人;工人信主的更多,感谢主!有一年复活节的教会洗礼,不约而同的特拉维夫、海法,耶路撤冷三间华人教会,同在约旦河举行;只见整个约旦河洗礼场上,佈满了黑头髮白色洗礼袍的华人同胞,同声合唱圣诗,大家都感动极了!

在特拉维夫、别示巴,以色列一些其他教会成立如下:以色列最大的华人教会在特拉维夫,教会位于长途巴士总站附近,是1998年张牧师来到以色列后成立的,最初租借黑人教会作聚会点,1999年迁出,并于同年3月正式成立特拉维夫信望爱华人宣道会至今。但在2004年6月大部分的中坚份子陆续回国,现在只有信主两三年的信徒,需要栽培及训练。

张牧师不单成立了特拉维夫教会,还在瑞和沃特(Rehovot)成立教会。事缘1996年海法大学与瑞和沃特的Weizimen大学举行中国学生足球比赛,于是我用汽车载他们从海法到瑞和沃特,这样就认识了在瑞和沃特的大学生。当时大学里有学生及家眷约百馀人,虽然他们没有一位是基督徒,但却要求在瑞和沃特举行聚会,我因分身不暇而未能常往,直到1998年张牧师来到这里,我第一时间带他见那些学生,张牧师为了方便接触学生,决定住在那里,并在2001年正式成立教会,直到他离开以色列为止,2005-2008年我便要兼顾特拉维夫宣道会。

以色列现存的华人宣道会只有两间,分别是在特拉维夫及海法。特拉维夫教会週五晚查经祈祷会约三十人参加;週六早上九时开始有晨祷、康乐,播放福音电影,十一时开始主日学查经,中午一时崇拜聚会;出席约百人,虽然在2002年我发现患有癌病,然而神医治了我,至今靠主恩典仍在努力为主作工。

除了宣道会外,在耶路撒冷也有华人教会是设在芬兰旅舍内;而设在红海凉亭旅舍的是国际教会,每星期五晚有福音性聚会,以英文为主,然后翻译不同的语言包括普通话,星期六早上有中文查经班,过去由一位在耶路撒冷读书的赖姊妹负责,现却缺乏同工盼望有人来接力!

华人教会近代投入”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异象,今天您也可以加入为这裡的华人及以色列代祷,为耶路撒冷居民求平安,使福音广傅,直到主再来!

~王章建长老 (2011年福音文宣社)